步入后疫情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之毕业季的到来，大量劳动力闲置，共享用工模式日趋成为劳动力市场“新宠”，灵活用工市场也逐渐“热”了起来。 灵活就业市场需求激增 员工与雇主间的关系开始打破“常规格子”，形成新的供需缺口。根据智联招聘大数据显示，灵活用工招聘需求大增，其中今年二季度灵活就业招聘需求增长76.4%。 而另一项调研数据也显示，32.5%的受访白领表示有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其中就职于受疫情打击 大的100人以下小微企业的白领更多体验了“斜杠”生活，占比达到36.6%。 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减少了风险和长期的养人成本，一方面提升了机动性和工作效率，模式更为灵活。对向往自由的年轻人而言，工作一段时间，攒够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学习、培训，精进技能提升自己，然后重新返回工作的选择很常见。 灵活用工模式的差异化 一般来说，目前的灵活用工平台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类似打车平台、外卖平台等自身拥有相应场景的大型企业，一般自建灵活用工平台，服务其内部需求；另一种则是依托技术和渠道优势搭建的第三方灵活用工平台，为有灵活用工需求的企业服务，其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型企业。 两者方向的差异很大一方面也是由于税务政策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税务政策不一样，对于企业处理资金要求也不一样。 “一般国税局会给资金流水大的企业单独开通道，而流水小的企业只能依靠灵活用工平台，这存在一定的议价空间，获得的税率和额度也有所不同。”一位东南地区从业者表示。 不少企业也曾尝试过传统模式的灵活用工，但是在结算方面往往顾虑颇多。由于传统灵活用工模式中，人员流动性强、体量大，作为个人很难向企业提供对应票据。失去进账抵扣项，不少企业表示，财税负担增加，“降本”效果甚微，同时，企业在结算、申报个税等工作中也面临着较大难度。 而随着“会用工”为代表的第三方灵活用工平台的介入，较为有效的解决了企业税筹和自由职业者发薪完税问题，企业可以合法合规入账，显著减少用工成本，完成“低风险，高合规”的转变。同时，也将显著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缓解经营压力，提升资金效能。灵活就业模式，无疑将成为当前缓解严峻就业问题的一剂良方。 较为典型的三方灵活用工平台“会用工”运作模式 相关政策法规的日趋完善 我国的就业趋势及用工模式与政策法规息息相关，近年来，中央以及地方层面关于灵活用工的政策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中就提到：“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从政策角度上看，灵活就业形式在推动社会就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在不断被获得认可。我们也看到，无论监管层还是企业，也都在积极地推动和改善当前灵活用工市场未来的发展。但就在目前来看，灵活用工仍处于初级且新兴的阶段，未来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劳务派遣连带责任其内部权责分配本着契约自由的原则，由连带责任双方主体协商制定；其外部的权责分配则体现了国家强制力对私法关系的干预，这种干预仅针对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外部行为进行规制，其双方不可按平等协商、意思自治的方式约定其二者对第三方的责任。因此，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对被派遣劳动者的连带责任请求权实现完结后，应按照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来划分对内的责任承担；没有约定此项内容的连带责任双方，应按照其真实履行的义务确定各自的责任承担。在劳务派遣连带责任中，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承担的连带责任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 ，劳务派遣单位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只有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法定义务，用工单位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被派遣劳动者的损害与派遣单位之间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被派遣劳动者遭受的损害，是指对派遣单位对派遣劳动者在财产或人身方面造成的不法侵害。可见，这种连带责任是一种未区分雇主责任限度的法律规制。 对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双方不区分雇主责任，进而混淆其应当承担的劳务派遣法律义务，这样的规定显失公平。大陆法系所称雇主责任是指受雇者因职业行为而造成他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我国现行法律中仅有两处对“雇主责任”做出了明文规定，这种责任在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并未做出立法上的完善。 然而，从目前民事立法、劳动立法的主要情况看，特别是从己经公布的《民法典草案》来看，雇主责任的设定仍然仅以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而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发展的新型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引出的雇主责任划分难题并没有引起学者以及立法者足够的重视。 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的整体是一种分层运行的劳动法律关系。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都存在基于劳动的相连关系，这种用工形式的非典型性就体现在“功能衔接”和“责任衔接”上。“功能衔接”是指两个合同关系一个以“雇佣”为其功能，另一个以“使用”为其功能，两个合同关系的配合，完成相当于一个标准劳动合同关系的内容。 “责任衔接”是指，在追究雇佣责任时，由于某些主体缺乏独立承担责任的资格，法律上要求一个具备资格的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这两种衔接决定了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权利义务通过基准法进行配置。派遣单位对被派遣劳动者承担的是一种与人身权关联紧密的非劳动性义务，包括依法聘用劳动者、订立派遣协议、告知派遣协议内容等，因此可称其为被派遣劳动者形式上的雇主。用工单位对被派遣劳动者承担的是一种与财产权关系紧密的劳动性义务，包括提供劳动条件、支付加班费及福利待遇、保证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权利等，因此可称之为被派遣劳动者实质上的雇主。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二者为平等的民事关系主体，对他方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不在其承担义务下的劳动者权益难以掌控。用工单位因派遣单位对被派遣劳动者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义务的加重，在用工单位不存在与派遣单位恶意串通、或者其本身不存在过失的前提下，是显失公平的。 履行了法定义务的雇主连带承担不履行法定义务的雇主责任和风险，必然会挫伤无过错雇主履行法定义务的积极性；有过错方也会因为无过错方必须连带承担责任而更加无视于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 现行劳务派遣连带责任应当在法律规定中细化不同情况下（派遣单位履行责任瑕疵、用工单位履行责任瑕疵、共同侵权责任致他人损害）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各自的责任以及责任分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