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经济回暖，部分地区的企业生产订单增加、短期内用工需求迅速加大，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增多，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 二是以８０后新生代为主的农民工对增加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享有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企业招工对技术工种需求加大，而大量的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相对较低。 据有关人士分析，造成招工难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大的方面讲，一是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不断提升，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逐步落实，使一部分农民不再出来打工； 二是西部大开发带动了部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造成我市外来劳动力减少； 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过去一家多子女的现象少了，农村子女初中毕业继续读书的多了，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总量的减少。 另外，眼下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增多，农民工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不少农民工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流动，散兵游勇少了。而且，他们打工的特点是哪里条件好就到哪里去，反正都是打工，所以频繁更换工作地点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用工企业人员流动性大。 据调查，出现招工难与用工企业自身也有关系。部分用工企业常年加班加点，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工人的薪酬待遇却并不高；还有的企业管理不规范，做法粗暴，随意收取押金或抵押物，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样的用工环境中，即使是招来了工人，也很难长久留下， 终导致企业用工恶性循环。 解决对策：推进城市用工相关制度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工资相对较高以及农民务农积极性提高，这使得中部地区招商引资企业招工面临双重压力。根据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博弈心理，针对性地调整政策和制度，以增大中部地区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吸引力。根据托达罗的 收入差距假说，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取决于城市中的预期收入（包括实际收入和人力资本增值收入）乘上城市就业概率减去外出的成本（包括实际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后为正值。中部地区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对沿海地区更低，这使农民务工的实际收入更高，而且在当地就业，不必承受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远离家乡和亲人等心理成本。中部地区可以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入手，提高进城务工者的预期收入。地方政府，应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与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取消和杜绝各项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管理行为，给进城务工者以平等的市民待遇。这种待遇包括户籍、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以及通过较宽松的滞留和居住政策、较公平的用工原则，提高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农民工参与地区建设的积极性。 完善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体系。 首先，建立起社会化、高效率的就业信息网络。不仅新增劳动力与就业岗位之间存在着信息传递的需求，存量就业岗位与劳动力之间的优化重组也要求有充分的信息服务，这是政府培育和优化劳动力市场必然的选择。当前要加强基层劳动保障站的建设，强化乡镇劳务站的建设，发挥其在民工有序化流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强化社区劳动保障站的建设，发挥其在城镇就业、失业人员登记、再就业基础调查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各街道和乡镇可因地制宜的组织一些就业信息、形成经常性的就业超市、就业集市。其次，注重降低政府就业服务成本。在政府提供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面临的成本包括各种收费项目和各种证件的费用及禁入条件。政府要低成本的提供就业市场服务，修改不合理的证件规费。第三，政府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学的解释上，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必须发挥公正执法和保护弱者的角色，完善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劳动保险的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发展观念。 招工难，对企业无疑是警醒剂，仅仅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只能赢一时之利，以人为本的思维才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要在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上求突破，在提升产品和服务技术含量的基础上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价格，同时适时适度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促使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与企业发展及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机制。 ，建立合理的劳动报酬机制。要综合来往沿海地区的车费和物价差异因素，合理确定工资报酬，并保证按时发放，不有意克扣，以稳住现有的熟练工人，吸引外来的技术工人。第二，改善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企业要为劳动工人提供安全、有利身体健康的工作环境，维持充足的工源。第三，完善用工管理机制。企业与劳动者签定用工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完善的用工管理机制，给 技工和管理人才创造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第四，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各类培训。在目前技工普遍难寻的情况下，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在职职工的技术培训。第五，拓宽招聘渠道。企业可以通过报纸、人才中介、网络招聘、与相关专业的大中专院校联系挂钩等多种途径招工，建立长期进行劳动力合作的单位，以保证相对稳定劳动力资源供应。第六，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如倡导关爱员工、赏识部下的管理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

人力资源外包与人力资源外包关系中，因用工单位购买的合同标的分别是劳动力和劳务，那么对劳动者的管理主体就有所不同，而管理主体的不同在法律关系上就直接体现为对劳动者责任的承担主体不同。因此，在区分人力资源外包和人力资源外包关系时，确定对劳动者责任主体的前提就是明确对劳动者的管理主体。 首先，对劳动者管理的实际控制权是确定责任的前提。 在人力资源外包中，用工单位虽未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控制，主要包括岗位管理、薪酬待遇管理、考核奖惩等，用工单位可以通过将劳动者退回派遣单位而实质扩大劳动关系的解除终止权。而派遣单位则只承担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支付薪酬、缴纳社会保险等相关责任义务，并不参与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管理控制。在人力资源外包中，用工单位不仅未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而且也不参与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而外包单位对劳动者不仅负有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且还须承担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管理责任。因此，区分人力资源外包与人力资源外包的明显标志是对劳动及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权主体不同。 其次，在管理权的基础上确定责任主体。 沿着无管理则无责的思路来确定人力资源外包与人力资源外包关系中对劳动者责任体相对比较清晰。在人力资源外包中，用工单位责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管理权之上，谁管理谁负责，用工单位自然要为劳动者负责，因此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人力资源外包单位责任的理论基础为控制理论，因为其不对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因此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2款规定，“人力资源外包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人力资源外包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人力资源外包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同理，在人力资源外包中，外包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负责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控制，然后将劳动成果——劳务出售给用工单位。因此从管理权角度看，外包单位应该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负责，应为责任主体。 再次，确定责任的归责原则。 在人力资源外包和人力资源外包关系中，无论用工单位购买的是劳务还是劳动力，其都是劳动利益的获得者，因此承担责任的根据应为报偿理论，用工单位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以过错为构成条件。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造成损害的，因劳动者履职的利益属于用工单位，其损害理应由用工单位承担责任。